大城市的脆弱性:韌性城市面對“黑天鵝事件”
  發布時間:2020-02-14 18:47   來源: 城市怎么辦

而隨著疫情席卷全國各省,有些人發出了疑問:這次疫情就因為發生在大城市,人口眾多,人員流動錯綜復雜,才導致病毒快速向全國擴散。往后中國城市化進程該不該調整方向?大城市擴容該不該喊停?

“如果疫情發生在小地方,一定很容易控制,損失遠遠沒這么大。為了避免類似重大疫情再次發生,是不是應該把發展大城市的重心轉回發展小城市?”

關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好與不好,單獨來分析沒毛病。但不管大城市還是小城市,它們在發展過程中帶來的好處、產生的問題,都不該被孤立看待,而要通盤考慮。

01

中國大城市時代的到來

關于中國城市規模的劃分, 2014年11月20日國務院發布的了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國發2014第51號文件),按城區常住人口數量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小城市、Ⅰ型小城市、Ⅱ型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

小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其中20萬以上5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小城市,2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小城市

中等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至100萬

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至500萬,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

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至1000萬

超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

有統計表明,僅按照城區常住人口200萬標準計算,2017年,中國大城市數量為53座,約占全球大城市總數的四分之一。

近兩年“人才爭奪戰”在各個城市展開,而且愈演愈烈,全國多地還持續加碼政策力度。多個城市宣布已經進入千萬人口規模,不少城市直接將千萬人口、萬億GDP和過千平方公里作為新的城市發展目標。

不僅是常住人口的規模越來越大,考慮到這些大城市的經濟活力、品牌影響以及旅游發展,每年還有著大量的旅游人口基數并還在快速增長,基本上都在常住人口規模的十倍以上,例如,武漢2019年的時候就超過了30倍,這就使得這些城市的瞬間停留人口的規模比每年所發布的常住人口的規模還要大。

從既有的中國城市化格局來看,對中國發展大城市的戰略否定都是不現實的,中國的大國大城的格局已經形成,隨著城市化不斷發展,依然處在快車道上,越來越多的城市已奔跑在成為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的道路上,中國大城市時代的到來已經是一個不可逆的事實。

02

大城市的脆弱性

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書中提到:

現代化是什么?現代化能否帶來脆弱局面的改觀?和許多人的樂觀態度不同,現代化并不是世界脆弱局面的解藥。

和古代相比,現代社會的脆弱性并沒有被減弱,反而被增強了。隨著現代社會系統的逐漸強化,世界變成了聯系更加緊密的整體,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

以城市為例,現代大都市的交通會因為一場暴雨而癱瘓,這在古代世界是難以發生的,當時沒有這樣規模的城市,自然沒有如此嚴重的問題。

城市化還會持續推進,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一定是大、中、小城市都會繼續發展,但是因為大城市集聚資源的能力很強,發展的配套條件更豐富、規模效應更明顯,從而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大城市現象,也會有很多不可預測的“黑天鵝事件”。

2001年9月11日的“9·11”恐怖襲擊事件、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如今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都是“黑天鵝事件”。

以此次疫情為例,與中小城市相比,一方面,特大城市內部人口高度密集,具有空間上的緊密聯系和多樣性的城市生活,帶來內部的高度流動性;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具有強大的經濟生產、商業商務、旅游娛樂、教育文化、醫療、交通等功能,極大地擴展了城市的外部流動性,使其成為城市體系中人口流動性的樞紐地區。

因此,一旦疫情突然爆發于人口高流動性的特大城市,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加劇其蔓延的勢頭,尤其是,將人口流動性放置在春節人口大遷移的背景下,其疊加效應所帶來的問題就更加嚴重。

03

多元治理的韌性城市

韌性城市這一概念對大部分人來說是陌生的,但其實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ICLEI)在2002年對韌性城市給出了定義——韌性城市是“對于危害能夠及時抵御、吸收、快速適應并做出有效反應的城市。”

韌性城市之“韌”,體現在其要像彈簧一樣要有張有弛,在應對不同類型的城市問題時能夠從容應對。

因此,韌性城市不論是否能提前預料到災難,城市的公民、企業和基礎設施都有能力迅速抵御、適應和恢復。換而言之,韌性才能讓城市變得不那么脆弱。

我國以往的城市規劃與管理均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存在著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架構死板,管理對象缺乏全面性,管理方式過于直接,管理制度的制定缺乏民主參與導致適用性和適應性均難以達到理想狀態等問題。

但組織韌性的形成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性行為,是一個知識積累和能力提升的長期過程,是一個從適應到選擇再到改變的過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斷培養強大起來。

韌性城市理論下,城市系統的運作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管理和維護,而是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體結構和多樣化的治理方式來實現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多樣性。

多元化的治理主體結構主要由政府、民眾和社會組織三大主體構成。

政府毫無疑問是決策和監管城市規劃建設與發展方向的宏觀主角,是政策制定與執行的主導機構,也是政策建議的主要來源之一。杭州政府在這段期間交出的答卷,具體可見本公眾號《疫情面前的杭州答卷》。

民眾是規劃相關利益主體中的一個重要而廣泛的構成要素,在現代社會中,民眾民主素質、民主意識、參與意識日益增強,就城市規劃相關問題,開展公眾意見征集,掌握社情民意,強化公眾對城市規劃參與的意愿。

社會組織是對城市韌性提升有足夠影響能力的團體,也是城市建設規劃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尤其是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下獨立的利益主體,理應成為城市建設治理的主體之一。

杭州的良渚文化村,一直被譽為社會基層自治探索的“先行者”,在這段時間發布2020疫情版《村民公約》;通過微信平臺及時發布疫情情況;村民積極作為志愿者,參與防疫防控工作;“村民”主動捐獻防護物資……

其實,這類志愿服務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大多擁有更高的綜合素質,更強烈的家國情懷以及社會責任心,他們可以快速的搭建起一個精準的服務平臺和體系,為社區運轉提供基本的保障,甚至效率更高,服務更精準。

更有意思的是,當面臨越來越嚴厲的政府管控的時候,通過與政府部門的直接溝通,這種志愿服務還可以與政府建立良性的互動,實實在在地為政府分擔很多困難。

從疫情開始后,阿里巴巴成立了抗擊疫情和商家輔助兩個專門的小組:抗議一線物資奇缺,菜鳥網絡從全球運輸到醫院;企業發不起工資,盒馬鮮生主動“共享員工”;復工陷入兩難,釘釘免費開放云辦公平臺……

我們傳統的城市公共危機處理策略側重于短期的事后規劃,沒有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在城市調整過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能創造的價值。

因此,在未來韌性城市的實踐過程中,更要強化多元主體參與建設的組織格局,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城市自我管理與自我修復。城市政府則是格局中的主要領導者和執行者,只有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治理模式才能使我們的城市更有“彈性”。

參考資料:

徐將,邵亦文,韌性城市:應對城市危機的新思路

戴維·R·戈德沙爾克,城市減災:創建韌性城市

徐馳,我國城市政府建設韌性城市問題研究

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jxnews/201702/t20170221_3139915.shtml

重慶馬路社、方塘智庫

  作者:吳雨馨  編輯:汪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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